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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過后我們應該啟動新一輪經濟刺激計劃嗎

作者：Mr.LiuStu 來源：「我們」? 商會發布時間：20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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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2020年冬春之交新冠疫情對原本舉步維艱的中國經濟的雪上加霜，在疫情轉機初現之際，一些經濟學家紛紛建議我國啟動新一輪經濟刺激政策，以實現保就業穩增長的目的。

記得在2008年，圍繞應對全球金融風暴我國是否應該推出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這一問題，經濟學家們曾展開一場持續的爭論。固然有一些學者支持推出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但也有為數不少的經濟學家振臂高呼，明確反對飲鴆止渴式的經濟刺激計劃。

印象十分深刻的是，張維迎教授題為“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的文章發表后一時間洛陽紙貴。

然而，令人感到十分奇怪的是，在這次圍繞應對新冠疫情雪上加霜后的經濟刺激計劃討論中，經濟學家幾乎一邊倒地支持。一些學者把新一輪經濟刺激計劃稱為“4萬億計劃的2.0版”，而另一些學者則直接把投資的對象美其名曰為“新基建”，以區別于傳統“鐵公基”等“舊基建”。

一些省市不僅開始籌備，甚至發布眾多資金需要規模龐大的重點項目投資計劃。我們看到，在新冠疫情的病魔尚沒有完全離開中國大地之際，凱恩斯多年陰魂不散的幽靈又開始再次徘徊在中國的上空。

固然2008年的4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一定程度抑制了當年經濟增長的下滑趨勢，使我國經濟在全球金融風暴后快速復蘇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如果簡單回顧過去十年我國制定的主要經濟政策，我們就不難了解那次刺激計劃帶給我國過去十年經濟發展的副作用是什么。

其一是我國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發起了以“去產能、去杠桿、去‘僵尸’（企業）”為主要內容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其核心內容就是消化上一輪經濟刺激政策下形成的大量過剩產能和部分地方政府和國企在上一輪經濟刺激政策以及之后的發展慣性中產生的巨額債務。為了消除鋼鐵、煤炭和光伏等過剩的產能，我們的政府甚至不惜采用一刀切的行政手段。

一些產能嚴重過剩的國有企業通過合并重組繼續維持新的產能過剩，而一些民營企業則在這次去產能的行政行為中奄奄一息。盡管我們的政府花了很大力氣去產能，但按照FT中文網近期的一篇報道，我國鋼鐵近期的庫存依然創造了新的記錄。

其二是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這一政策一定程度上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去杠桿政策的延續。一段時期以來，我們許多規模大小不同、業務經營范圍各異的眾多企業雷暴頻繁，對于一些波及面太廣的涉事企業，相關監管機構不得不出手予以接管。

固然這與一些企業采取的激進擴張政策，擴張速度太快，多元化程度太高有關系，但一定程度也與當年經濟刺激政策留下的債務基礎和用新債還舊債的思維脫不了干系。

除了為數不少的國企發生雷暴，地方政府債務高企不下，新的債務償還高峰逼近成為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另一項工作重點。

一些地方政府（城投債）的債務甚至超過未來數十年靜態財政收入的總和。面對國企和地方政府債務無法按期還債，形成呆壞賬的重大風險，我們不得不頻頻強調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重要性。

其三是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從2013年開始，我國國有企業開始啟動以所有制混合為特征的新一輪國企改革。不難發現，很多不得不進行混改的國企曾經是2008年后應對全球金融風暴所推出的經濟刺激計劃的受益者。

在那一輪投資的刺激下，一些國企盲目擴大產能，以至于陷入產能過剩的窘境，不得不通過直接去產能，甚至開展國際合作來輸出過剩的產能。過剩產能的直接經濟后果是這些企業的效益下滑，國企在快速擴張過程中暫時被掩蓋的機制體制問題集中暴露出來。

我們不得不通過所有者的混合，一方面讓新引入的戰投分擔風險，另一方面以此推動國企經營機制的轉化和國企效率的提升。

上述三個方面的經濟政策無疑構成過去十年我國經濟政策的主旋律。我們看到，這些主旋律政策背后始終繞不過去的一個主題就是化解2008年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的帶來的種種負面效應。

應該說，同任何凱恩斯主義主導下的經濟刺激計劃一樣，2008年應對全球金融風暴的4萬億計劃的推出看上去同樣是一個“振奮人心”，幾乎所有人都“歡呼雀躍”的計劃。

國有企業表示歡迎，因為它們是這輪刺激計劃的最直接受益者，很多國企就是在這一輪刺激計劃下做大，甚至一度做強的；一些民營企業也表示歡迎，因為它們可以從項目轉包分包中渾水摸魚，分一杯殘羹冷炙；資本市場的投資者也表示歡迎，因為投資形成的對股市的巨大刺激將意味著新一輪牛市的來臨；政府官員同樣表示歡迎，因為新增項目審批的權力為他們設租尋租制造了新的機會。

我們看到，正是在國企、民企、資本市場和政府官員的一派歡呼中，4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以不可阻擋之勢隆重推出。在經濟刺激計劃受到國企、民企、資本市場和政府官員歡迎的同時，當然，那些鼓吹經濟刺激計劃的經濟學家也受到歡迎。

然而，讓人不勝噓唏的是，那些在這一輪刺激計劃中做大，甚至一度做強的很多國有企業，受到產能過剩和成為僵尸企業的拖累，不得不成為新一輪國企混改和資產重組的對象；那些從中受益的民營企業由于過度擴張，負債累累，不得不飽嘗雷暴頻繁的惡果；

而我國資本市場在2008年時滬指是3000點左右，十年過去了，那些投資者發現滬指依然停留在3000點左右；而在那一輪刺激計劃實施后，又有多少利用手中的權力尋租設租、大肆斂財的政府官員在反腐浪潮中鋃鐺入獄，成為階下囚。

凱恩斯曾經說過，“從長期看，人類都會死去”，而“我死之后又哪管洪水滔天？”。

如果為了應對新冠疫情和之前已經顯現的經濟下滑的頹勢而推出新一輪的經濟刺激計劃，我們今天絕不難想象，未來十年我們的經濟政策制定將主要涉及哪些方面。那將是新一輪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一輪的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和新一輪的國企改革。我國經濟乃至整個社會將在上述不斷的循環往復中陷入各種各樣的“陷阱”，而無法自拔。

即使為了保就業穩增長，不得不尋求可能的短期經濟刺激，那么，我們能不能更多以減稅而不是以增加財政投入的方式，通過引導民營資本投入，依靠市場的力量來培育發展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因為每個人都知道，只有民營企業發展壯大，才能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就業持久的“接納機”和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穩定器”。雖然一些學者提醒新一輪經濟刺激計劃重點投資領域在“新基建”，如果在實施過程中我們依然依靠政府財政投入占大頭，國有企業為主力的傳統方式，而并非依靠盈利動機明確和能夠承擔決策失誤后果的民資來識別符合市場需求的潛在投資項目，那么，看起來“新”的基建依然不可避免地陷入“舊基建”的宿命輪回，導致新一輪的產能過剩。

這就好比在中國目前行政主導的教育評估體制下，不強調科研評價與SCI的脫鉤，就必然意味著掛鉤，盡管大部分學者都同意SCI對于科研評價可能是一個不太壞的評價體系。

即使為了保就業穩增長，不得不尋求可能的短期經濟刺激，那么，我們能不能圍繞正在積極推進的國企混改，以更大的決心和魄力推動實現競爭中性的所有制混合？！

我們知道，國企混改，一方面可以通過引入民資背景的戰投，為民資的發展提供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和舞臺，另一方面則通過民資公司治理的參與，推動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實現根本轉化，提升國企的經營效率。按照FT中文網發表的一篇文章的測算，近年來，由于資源更多集中在低效的國企，這一定程度拖累了我國經濟的增長速度。

即使為了保就業穩增長，不得不尋求可能的短期經濟刺激，那么，我們能不能通過開放一些限制性的行業，降低相關行業的進入門檻，鼓勵更多的民資和外資進入，以此來提升我們經濟的發展質量？！

從這次新冠疫情暴露的公共衛生防御體系薄弱的問題，我們看到，一方面與公共衛生領域長期投入不足有關，另一方面則與經濟屬性屬于私人品，應該更多依靠市場投入的醫療投入卻依靠財政投入，由此形成對公共衛生投入的擠占有一定關系。我們能否未來鼓勵更多民營和外資資本進入醫療服務領域，增加醫療服務的有效供給，以此在提升醫療服務的質量和降低服務的價格的同時，相應增加在經濟屬性上屬于公共品的公共衛生服務的財政投入。

黑格爾曾經說過，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今天在新冠疫情肆虐之際，很多學者開始從分散的決策機制、信息的公開透明、健康發展的社會組織等角度反思為什么在SARS爆發17年后我們再次遭受了新冠這一波及廣泛影響深遠的重大公共衛生事件。

那么，除了對如何加強公共衛生防御體系建設本身的反思，我們能否也從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后4萬億刺激計劃的經驗教訓中同樣汲取些什么，思考些什么，盡管我清楚地知道，人類本性是容易健忘的，而中國的“人類”尤其容易健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