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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的商會，是特指由民營企業家和非公經濟人士發起設立的商協會組織，包括地緣性異地商會，業緣性行業商會和學緣性校友商會等。我將通過案例證據和歷史邏輯來表達我的一些判斷和觀察。

我們知道，商會組織是典型的第三者角色。它既不同于政府，承擔社會管理的主要責任，并用強制性稅收來支持自身運營和公共服務投入；也不同于企業，通過市場化運營來獲取盈利來支持自己的生存和發展。

在抗擊疫情中，作為介乎與政府和企業間的商會組織，既要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要求會員遵守各項防控規定，堅守在全民抗“疫”的陣線上，更要發動會員企業弘揚奉獻精神，捐款捐物，還要在企業復工復產工作上做好積極的引導服務。

此次全國性乃至全球性疫情危機，對商會組織究竟會產生什么影響，產生多大的影響？這個問題對商會組織的未來發展方式、作用領域和戰略定位有直接關系，我認為必須做一個總判斷。關于疫情對商會的影響，我的判斷是短期影響有限，長期影響巨大。

所謂短期影響，是指疫情發生期間對商會的直接影響。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商會優勢活動受到劇烈沖擊。商會活動的吸引力來自于交流和互動，治理方式的基本形式就是各式各類會議。

商會組織的團體性主要體現在具有高密度的接觸性和聚集性上。俗話說“商會靠活動”，開展集會活動是商會組織促進內部交流和整合資源的核心工作模式。面對疫情，幾乎所有商會的聚集性活動都停下來了，意味著商會的所有核心工作都會停擺，以至于在短時間內商會組織的內部互動性受到了直接影響，還有可能由于疫情持續導致商會活動出現真空狀態。

第二，商會的收支失衡現象明顯加劇。我國的商會組織還處于培育期，收入水平低，收入結余積累低，經費短缺。

再加上目前我國商會收入來源單一，主要靠會費，政府購買服務性收入和本身服務性收入低，對大多商會來講相當于基本沒有。本來很多商會組織就需要依靠會費收入勉強度日，疫情必然會讓一些處在生存危機中的商會雪上加霜。即使會費結余較多的商會也會出現會員流失和會費收入減少的情況。在此期間，由于商會組織的公益性特征，還需要拿出部分存量辦會結余資金參與疫情防控等公益活動，導致收支出現失衡，直接影響商會的生存和發展。

第三，會員企業的困局直接影響商會發展。按照經濟學常識，每次公共性危機中，受到重大影響的都是中小企業。在這次疫情中，估計會有大量的中小企業在生死線上掙扎。

目前各類商會會員中基本都是以中小企業為主體，可以預測，絕大多數會員企業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都是非常艱難的，也許有些商會企業在疫情還沒有結束就已經倒下了。由于疫情導致的部分商會企業經營困難甚至離場，脫離商會或者不再加入商會的概率還是很大的。受到疫情影響無論是企業老板自身的狀況問題，還是商會組織的互動交流受到的限制問題，以至于在短時期內商會也很難全面開展新會員的吸納服務工作。

所謂長期影響，是指疫情發生后對商會未來發展的影響。認為主要集中在這樣幾個方面。

第一，進一步深化了政府對商會的認知。在本次疫情中，我得知了兩個領導的講話和批示。一是中央指導組副組長陳一新于2月28日在武漢召集部分武漢校友、楚商代表座談，勉勵他們積極參與戰“疫”。

隨后，全球楚商異地商會和武漢大學校友企業家全球分會迅速行動，為保衛湖北和武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海南省委副書記、省長沈曉明于2月28日在浙江商會會長馬云收集匯總的《惠企政策措施浙商企業家建議》上做了重要批示，把浙商提出的政策訴求，作為應對疫情抓經濟工作的高效手段?？梢?，政府通過疫情危機，對商會作用有了新認識，對構建有中國特色的商會發展模式形成重大影響。這種案例較多，幾乎各省和地市政府都有。

第二，進一步拓展了商會職能空間。商會到底做什么？如何為政府服務？如何為社會服務？如何為會員服務？這些問題還處于探索中，沒有形成機制化的職能體系。

大多數商會還停留在聯誼交流層面，有人戲稱商會為“自娛自樂”型。在此次疫情中，由于事件倒逼，一些商會一方面積極宣傳政府的防控政策，通過公開信和自律告示來要求和約束會員的行為，一方面主動向政府反映會員的困難和訴求；一方面發動會員捐款捐物，一方面為會員企業員工復工復產積極協調；一方面安慰會員，一方面服務老鄉等。這些由危機事件倒逼出來的工作職能，正好體現了商會價值，如果能夠及時梳理和固化，將逐步演化成商會機制化的工作職能。

第三，進一步提高了商會的社會影響力。以海南省湖北商會為例，在這次疫情中，由于家鄉湖北處于疫情重災區，海南省政府安排了專門機構對接商會的防控工作，使商會在抗擊疫情總體戰和阻擊戰中發揮了特殊作用。商會因為包機組織滯留在海南的老鄉返回家鄉，獲得了在海南7萬多湖北游客的高度評價，央視等主流媒體連續進行了報道；商會組織醫用物品和瓜果海魚等物質捐贈給湖北和海南，同時為滯留在海南的湖北老鄉解決了許多生活難題，全面提升了商會在湖北和海南的知名度和美譽度。全國類似案例很多，可以從整體上提高社會對商會的關注度。

總之，從疫情對商會的影響看，短期存在許多不利因素，長期有利于商會實施戰略轉型，由“聯誼性、娛樂性”向現代商幫性商會轉型。

我們先討論一下商會發展的歷史邏輯。商會組織發源于法國，商會在中國則是近代化的產物。古代并沒有這個概念，但有商會性質的組織，那就是會館，明清兩朝，商品經濟漸次發展，各地會館應運而生。清末實行新政，隨后就有了近代意義上的商會組織。

我國商會發展有一條規律，就是直接受到政府對商會的認知提升和市場經濟發展的雙輪驅動。從時間點來看，往往都與重大事件有關。如辛亥革命前夜，中國各地的商會達到了1000余家，武昌起義的后勤保障主要來自漢口商會，前后提供了數百萬銀兩，解決了革命軍的給養問題。

北洋時期和蔣介石統一全國后，商會的性質、作用都一脈相承，沒有根本改變，商會的合法權益自然也就得到了保障，當時的政府忙于政治與軍事，幾乎無暇顧及工商實業，但恰恰二三十年代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黃金期，直至抗戰前夕，當時中國的GDP穩居世界第二，是日本的兩倍，這主要得力于商會的貢獻。

商會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幫會，是企業之間抱團取暖、相互幫助、共同發展、做大做強的民間組織。是政府的幫手，可以幫助政府管理協調企業，促進地方經濟發展，也可向政府替企業爭取合法權益和扶持政策。

汶川地震中，我國商會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以新型的商人組織形態出現。商會在地震救援行動中提供信息、快速反應、疏通瓶頸、捐款捐物等，發揮了獨特作用。

地震救援實踐成為商會在當代社會亮相的絕佳機會，日后隨著我國市場經濟不斷發展，各地方政府對商會組織成立和發展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我國商會由早期的一省一會，發展到省、地、縣多層次的地域性商會，一些校友社團也積極細分為校友企業商會，行業協會也開始與政府脫鉤向現代商會轉型，形成了商會組織蓬勃發展的新局面。

從上述歷史邏輯和我國商會在這次疫情中所受到的影響看，我認為，未來5年，我國商會組織將進入發展新階段，主要有如下特征。

第一，商會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地位將更加明晰。迄今為止，我國尚未出臺《商會法》，現有法律法規中也沒有相關條款明確商會的法律地位，制約了商會組織的發展。新冠疫情引發了各界對我國治理體系的再思考，如武漢紅會對救援物資的處理引起網友的劇烈反應，紅十字會的機制是否可以與商會機制融合成為社會關注的話題。陳一新發動商會力量參與救災和沈曉明重視馬云的建議，將會引發在理論和實踐層面對商會組織在國家治理體系中地位機制化的探討。

我判斷，新冠疫情將加快我國商會法律地位的確立，加速政府職能轉移，促進政府與商會的聯系、合作和購買服務體系的建設，促進商會收入結構的優化和服務職能的機制化。

第二，商會能力體系建設將全面加速。相對于經濟、政治領域的改革，社會領域的改革步伐要緩慢些。但不管怎樣，社會領域還是發生了許多引人注目的變化，其中之一就是出現了大量的商會組織。近幾年來，商會組織迅速發展，數量急劇增加，是改革開放后社會領域的新情況。如果說汶川地震是商會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以組織化形態亮相的話，新冠疫情之后，商會組織將全面進入能力建設的新階段。重點表現在，所有的商會將加大服務產品開發力度。

如促進產業鏈配套合作，為中小企業抱團發展服務；招攬并承辦省市、國家、甚至國際型的會議會展，為會員企業市場拓展服務；參與競標政府購買服務各類項目，成為政府購買服務的有力競爭者；游說政府為會員爭取優惠政策；多辦有利的準公共服務項目。與此同時，商會的專業化、職業化和年輕化將成為商會發展的主流，一批社會精英將進入商會成為中堅力量。

第三，商會的財務結構將逐步趨于合理。隨著政府對商會認知的提升，以及商會自身能力的逐步提升，商會的職能空間將全面打開。原來以會費為唯一收入來源的商會財務結構將會明顯改變，在會費收入保持穩健增長的前提下（我不主張免除會費，商會作為社團組織，必須以會員為基礎，會費是對商會認可的一種投票方式，取消會費就會改變商會性質），政府購買服務收入占比會逐年提高，估計5年內會提高到15%左右；服務性收入也會逐年提高到20%左右（服務性收入是為會員提供的準公共性服務項目，不是單獨開辦的經營實體收入）。商會的總收入和總結余會明顯變化，大都數商會不會因為財務緊張而不能正常運營，商會抵御風險的能力會大幅度提高。部分商會將添置固定住所，通過固定住所作為商會長久發展的物質基礎。

第四，商會的組織化方式將更加有效。長期以來，一些民營企業家對商會的性質特點、職能作用還不夠了解，認為商會就是收費、開會、捐款的組織，加入商會不能給企業帶來直接的經濟利益和好處，反而增加了企業負擔，導致商會對民營企業家的吸引力不夠。

疫情中，許多商會都開展了防控自律教育，有效增進了商會自律機制的認可度。疫情后，商會將在自律機制認知的基礎上，聚焦自己打造商幫的使命，圍繞企業家成長，產業發展和商業理念的進化，必將進一步促進商人在產業鏈上的合作。日本和中國相比，商會發揮的正面作用往往比較大，許多中小企業通過商會協調，形成“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使命共同體”。

這種通過產業鏈合作來發揮商會配置資源作用的方式，有利于改變民營企業家對商會性質和職能的認識，提高他們參與商會活動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同時，商幫的類型將更加多元，傳統的地域性商幫將拓展到校友企業家商幫和行業商幫等領域。而強化自律機制有利于商會組織化程度的提升。

第五，商會活動形式將更加多元務實。由于新冠疫情的倒逼和5G技術的推廣應用，商會著力于改革原有集聚式活動方式，移動互聯網的“線上”思維將有可能會成為完善商會服務體系的一種手段，互聯網的“線上辦公”和“線上交流”將會作為商會組織傳統服務模式和工作方式的補充。

商會通過構建網上服務系統，有利于徹底解決服務基層會員不足的短板，將服務職能通過網絡體系，大數據智慧系統構建嶄新的商戶活動形式，形成線上線下互動，進一步擴大會員的服務面，真正體現會員是商會主體的宗旨。目前，有些商會已經開始探索網上商會運行方式。

比如會費收繳、會員聯絡、數據統計、活動策劃、宣傳報道、商會信息的大數據等，所有日常工作完全可以利用互聯網的平臺更好的提高工作效率，并通過建立標準化的工作制度、工作方法和措施，更好的促進商會服務的系統化以及商會資源整合的便利性。疫情之后，這種探索將進入到有效推進的階段。

商會的核心成員是企業家，這是一個最具基本共識也是最務實的群體和階層，由他們推動當代中國社會共識的形成是最有成效的。我相信，新冠疫情之后，社會各界將重新評估商會組織的價值，積極促進商會組織向現代商會轉型，并以商會的發展來推進中國政治進步、社會和諧與民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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